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皇冠外围足彩: 回归经学视野审视诗学

来源:光明网-《光明日报》2019-10-09 04:1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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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【光明书话】

  作者:项念东,系安徽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

  在一个远离经学的时代,曾经被奉为经典的“五经”,逐渐褪去了神圣光环,回归其历史、哲学或文学典籍的学术身份,加之现代学科分治,我们已然习惯将《诗经》看作先民歌谣,视《尚书》《春秋》为古史孑遗。

回归经学视野审视诗学

《魏晋经学与诗学》刘运好?著?中华书局

  然而,一旦还原历史,不免会发现一个无可辩驳的事实:“经”以及由传述“经”而形成的“经学”,对汉代以后的学术、文化具有巨大的历史穿透力——文学自然也不例外。刘勰《文心雕龙》提出的“原道”“宗经”之说,正是经典的理论概括。所以,读到刘运好教授三大卷新著《魏晋经学与诗学》时,一个尘封许久的学术论题突然又灵性鲜活地呈现在眼前,那就是——回归经学的视野来审视诗学。

  一

  回归经学的视野,首先必须承认经学而非其他乃是中国两汉以后学术史的主干。

  讲论学术史的人常有一个话头,即先秦子学、两汉经学、魏晋玄学、隋唐佛学、宋明理学,加上清代考证学,构成一部中国学术史的基本框架。“一代有一代之学术”,俨然成为学术史发展的一个规律。但是,如果顺着中国学术的“原有脉络”来看,两汉以下,不论儒学以何种面目呈现,道家道教的思想如何发展,佛教禅宗又以怎样的进程影响到中国思想,经与经学,始终还是贯穿中国学术发展史的主体形态。只不过,玄风煽炽、佛法昌明,抑或天理人心之辨、名物训诂与大义微言之争,作为曾经某一个历史时期的“学术新潮”,或多或少会遮蔽经学本应有的地位。

  1902年3月,梁启超在《新民丛报》(半月刊)上开始陆续发表《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》。其中就提到,三国、六朝为道家言猖披时代,乃中国数千年学术思想最衰落之时代。稍后,以经学名家而讲学湘垣的皮锡瑞也在《经学历史》中把魏晋六朝视为“经学中衰时代”。尽管后来的学者未必都这么认为,或指出“旧”“新”交替之际的复杂(如汤用彤《魏晋思想的发展》),或如宗白华所说,“政治上最混乱、社会上最痛苦”而“精神上极自由、极解放”(《论〈世说新语〉和晋人的美》),但魏晋时期的儒学尤其是经学化儒学,确实被低估了在思想史上的发展地位。所以,《魏晋经学与诗学研究》开篇即指出:“本书开宗明义:魏晋并非‘经学中衰时代’,而是经学发展的第二个繁荣期。”(《弁言》)作为直接的证明,就是全书上编以30多万字篇幅钩沉史料而还原出的一部魏晋经学发展史。为了辨析这一积非成是的学术公案,作者的魏晋经学研究,既有宏观上的整体考索,发掘各个历史时段经学成就、发展、特点及其生成动因;又有微观上的个案剖析,通过详细论证产生于魏晋时期几部典型的经学著作,为宏观考索提供范例上的支撑;而且还不吝篇幅,钩沉考索,专列“魏晋经学著作一览表”,将可考的656种魏晋经学著作一目了然地呈现在读者面前。在“魏晋经学的整体考索”中,作者曾不无自负结论道:“魏晋经学‘中衰’说的终结。”我相信,作者的结论是经得起历史检验的。

  二

  然而,重写魏晋经学史并非作者的最终目的,其更大的问题视域乃在于阐明魏晋诗学的产生与发展,不仅建基于以经学为体、玄佛为翼的“一体两翼”的学术思想架构之上,而且这一时期的诗学与经学、玄学、佛学存在着一种复杂的或共生或依附的关系。这既是魏晋思想学术的客观存在,也构成《魏晋经学与诗学》“下编”鲜明的问题意识。因此,回归经学的视野且立足于“一体两翼”的思想构架审视诗学,肯定诗学的思想关切,也就意味着要突破单纯地从现代意义上的“文学”的视角,抉发中国诗学传统的思维模式。

  在作者看来,“经学之于诗学是一种生生之源的关系”,“‘经学化诗学’是中国诗学理论的基本属性”。缘此,作者一方面以王弼《周易注》、杜预《左传》学等经注个案为中心,擘析经学中的“诗性智慧”;另一方面紧扣曹丕的本末文质之思、阮籍乐论中的“以和为美”、陆机“缘情绮靡”说的历史文化生成、《抱朴子》文学思想的内在复杂性等一系列魏晋文学思想的典型论题,确立其基本学术判断:魏晋经学更多是“作为一种普遍性的思想价值体系,渗透、影响到诗学之中”。也就是说,相对前代,魏晋诗学固然有了更多的审美意识的自觉,但功能论性质的儒家诗论仍然作为一种学术底色盘桓于诗学之中。

  其实,早在百年之前,冯桂芬即提到,“如后世之言诗,止以为吟咏性情之用,圣人何以与《易》《书》《礼》《乐》《春秋》并列为经?谓可被管弦、荐寝庙,而变风、变雅又何为者?尝体味群经而始知,诗者,民风升降之龟鉴,政治张弛之本原也。”(《校邠庐抗议·复陈诗议》)倘若衡之以现代文学理论教科书的界定,冯氏之说不过是陈旧的传统诗教论的延续。然而,经学视野中的诗学,从来就不仅是审美的,更担负有社会生活中价值判定的职责。

  三

  当然,回归经学视野审视诗学,并不回避魏晋玄学、佛学与诗学的内在关联。准确地说,作为一种新的思想资源,魏晋时代的玄学与佛学深深影响到中国诗学的理论形态与美学品格。得意忘象的哲学思辨、越名任心的精神追求、象外之谈的审美转换、文外之旨的诗学生成等等,从王弼、嵇康、郭象、陆云、张湛,到支遁、道安、慧远、僧肇、僧叡,一系列思想史个案的诗学观照,构成全书对魏晋诗学新的思想触发点的分析图谱。

  作者的学术视野是宽阔的,更重要的是,他不断提醒读者注意思想学术的“复杂”。这既符合学术史、诗学史的基本生态属性,实际上也给学界的进一步研究预留了宽阔的“空间”。这也不免令人想起库恩在谈及科学范式的革命性变化时所提到的,“新理论的同化需要重建先前的理论,重新评价先前的事实,这是一个内在的革命过程,这个过程很少由单独一个人完成,更不能一夜之间实现。”(《科学革命的结构》)思想的发展从来不是一蹴而就的,其内在的复杂性,尤其是其诸要素的相互纠缠往往更能见出思想史的本来面目。应该说,《魏晋经学与诗学》对魏晋儒学与玄学、佛学等思想资源内在纠缠关系的分析,尤其是所提示的问题视域,无疑是值得思考的,也是极其有趣的。

  我常常在想,书对于我们而言到底意味着什么,是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,还是打开思考之门,获得走出思想蒙昧之地的启示?应该都有,而我更喜欢后者,所以读刘运好教授这部三卷本的著作,关注的也正是这一点。

  《光明日报》( 2019年10月09日?16版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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